谢谢主席，大家好。在法庭审理中，证据基本上可分为三种，即，
第一， 真实性毋庸置疑而被法庭用作下判依据的合法证据
第二， 存在问题但不影响判案关联性的瑕疵证据，以及
第三， 需要被法庭排除的非法证据
而今天双方讨论的主轴，其实聚焦在警方在利用违反搜证程序，例如非法入屋搜证，严刑逼供，无证窃听监控后所得到的证据，应该被当作对下判有帮助的瑕疵证据，抑或是直接排除的非法证据。
我们都知道搜证作为司法体系中的的一环，目的在于找出事实，还原真相，协助法官和陪审团针对案件作出尽量正确的判决，为我们伸张正义。因此，非法搜证是否能让我们离正义更接近，将是今天正反双方讨论此辩题的核心判准。
我方认为法庭不应将警方非法搜证得来的证据当作下判标准，理由有二。
第一，非法采证降低证据可信度，一旦采纳，将提高冤假错案的风险，对正义造成无法弥补的损伤。
搜证过程，要求极度缜密，因为任何差错都将降低证据的可信度，甚至误导判决，使得无辜人员深受其害。1994年，辛普森杀妻案，警察福尔曼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形下，在疑犯辛普森的家里找到了一双血袜子，以及一只血手套，并以此作为提控辛普森一级谋杀罪的关键证据。这两样证据，让大家强烈认定辛普森真的犯了罪，该被绳之以法。熟料，刑事鉴识学专家李昌钰博士却发现，血袜子上的血迹双面一致，不像罪犯干案时的穿着，反而像是被人特意滴上去的一样，而辛普森费尽力气，也没法把那只手套给戴上去。后续证据更指出非法搜证的福尔曼，是极端种族主义者，让人不禁怀疑福尔曼是否借机栽赃黑人辛普森。最后，陪审团一致判定，理应排除非法证据，辛普森无罪释放。近十年陆续出土的新证据也显示，真凶很可能另有其人。倘若不排除非法证据，以当时社会先入为主的舆论压力，福尔曼所搜出的证据将导致辛普森被判以极刑，并极可能导致冤案产生，而这种风险，是否又是对方辩友愿意承担的弊害呢？
第二，将定罪的执着无限上纲，允许非法采证，容易增加司法机关变成暴力机构的风险，制造社会的白色恐慌。
各位，刑讯逼供之所以发生，往往源自于司法人员的主观判断，觉得嫌疑犯罪有应得，为了定罪而使出的非法手段。倘若法庭接纳屈打成招的口供，无疑是放纵了暴力执法的警察，让他们觉得自己依旧是在伸张正义。更何况，并非所有的警察都是以伸张正义为目的来将疑犯定罪。台湾白色恐怖期间，蒋经国麾下的十万名警察与五万名特工为求晋升，以抓人破案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，不惜屈打成招，也要将人定罪。台湾司法院档案就表明，当时登记在册的政治案件就高达六至七万起，在当时八百万名台湾人中，平均每四十人，就有一人受难，受害者预计超过二十万人。当时民众的心理压力，可想而知。试想想，倘若司法机关为了提高定罪率与破案率，选择打开潘多拉的魔盒，宁愿忽视民众内心的白色恐慌，也要严刑逼供与屈打成招，行使非法搜证，原本大家心中的正义使者，即将摇身一变，成了单纯的定罪机器。届时，正义也将荡然无存。
